历史概述

 

现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建国后的头三年,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指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刘少奇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共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这10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中共“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实行。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中共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17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中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分为三段。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对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从中共“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中共“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又得到加强。
三、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同有的地方和单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中共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是经常注意要克服中共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中国共产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能召开并且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一切党内外同志,将永远被铭记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邓小平是其重要成员),承担起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批准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中提出的。)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简称,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逐步调整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中国共产党对重大历史是非作了认真的清理。采取一系列措施,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在拨乱反正基本完成的基础上,1982年9月召开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定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改革从农村开始,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决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共中央尊重群众愿望,积极支持试验,几年功夫在全国推开。废除人民公社,又不走土地私有化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8亿农民获得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加上基本取消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放开大部分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农业生产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广大城乡人民得到显著实惠,带动了整个改革和建设事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适应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发展的新形势,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接着,中国共产党相继决定对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并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在兴办经济特区之后,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发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改革和建设的顺利进行,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提出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党还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中共十二大以后,中国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经过谈判,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了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会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十三大以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艰难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实现了社会稳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中国共产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以利于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与此同时,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是正确的,绝不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了顺利的交接。中共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在国际局势剧变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自己的事情上,相继作出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关于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的这些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的重要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中共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接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决定。
1992年10月,召开了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十四大的部署,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前达到了邓小平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新成就。
“八五”(1991—1995)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995年达到57600多亿元,提前5年实现了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基本形成;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八五”期间,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5%;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进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
根据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1996年3月举行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建议》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纲要》提出未来15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取得显著进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1996年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了今后15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为中国失去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感到无限悲痛。世界人民,各国领导人和各方面国际朋友,也为世界失去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伟大人物,表示深切哀悼。中国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把邓小平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实现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五大确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中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为贯彻十五大精神,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制定“十五”计划、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五年来,中国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适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保持了经济较快增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成效,农业的基础地位继续加强,传统产业得到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建设了一大批水利、交通、通信、能源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工程。西部大开发取得重要进展。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财政收入不断增长。“九五”计划胜利完成,“十五”计划开局良好。
——改革开放取得丰硕成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国有企业改革稳步推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较快发展。市场体系建设全面展开,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政府职能转变步伐加快。财税、金融、流通、住房和政府机构等改革继续深化。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商品和服务贸易、资本流动规模显著扩大。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
民主法制建设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新步伐。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民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取得新成效。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等事业全面进步。宣传舆论工作和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加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国防和军队建设迈出新步伐
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继续加强,国防实力和军队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军队、武警和民兵在保卫和建设祖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较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明显。“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取得新进展
中国政府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香港和澳门社会经济稳定。海峡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反对“台独”等各种分裂图谋的斗争深入开展。
——对外工作开创新局面
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坚持正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不断深入。中共中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全面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加强。干部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新的明显成效。
实践证明,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正确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大会对党的十五届以来的五年工作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三年伟大实践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总结;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改革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一○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中国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
——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这次大会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
大会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推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旗帜鲜明、毫不动摇地把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下去。
大会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

 

 

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的时间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在中英正当贸易中,中国处于出超地位。英国为了改变贸易入超的状况,向中国偷运鸦片。鸦片的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和三元里人民进行了英勇战斗。但由于清政府奉行妥协方针,终于导致战争的失败。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开始遭到破坏,从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争中,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惊醒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萌发了。
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为了扩大侵略权益而发动的侵华战争。美、俄坐收渔人之利。四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外国侵略势力扩大到沿海各省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太平天国运动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851年,洪秀全发动了金田起义,并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引发的天京事变大伤了太平天国的元气;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新时代农民战争的特点。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

清朝后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民族危机的加深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851年,洪秀全发动了金田起义,并建立了太平天国政权;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1856年,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引发的天京事变大伤了太平天国的元气;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体现了新时代农民战争的特点。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途径,勇敢地担负起反封建、反侵略的任务。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维新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发动政变,使维新变法归于失败。这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有利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它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1890年夏,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年,清政府被迫同八国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辛亥革命和清朝的灭亡
1894年,孙中山创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出现了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和宣传家。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派通过与保皇派的论战,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发动了萍浏醴、广州黄花岗等一系列起义,四川发生了保路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接着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既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一定的解放。它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也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他们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决裂,也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摧毁封建势力,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因此,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它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老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中华民国初期北洋军阀的统治
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迁往北京。临时政府正式迁京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发生了。由于国民党力量涣散,北洋军力量强大,“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孙中山再次组织武力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绝望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徐州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北京拥戴溥仪复辟,但复辟丑剧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短暂的发展。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激起中国人民强烈义愤。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初,运动发展成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并取得了初步胜利。五四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战争。
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接着,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各地工人纷纷罢工,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湖南等省的农民运动逐渐发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两次东征陈炯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第一次东征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开始了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张学良“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吓倒,1927年召开“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创建红军,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接着,又取得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权。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日本扶植溥仪做傀儡皇帝,建立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殖民统治。1932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取得了日军驻留上海的权利。
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举行的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1935年《何梅协定》的签订和“华北五省自治”,使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由此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抗日战争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是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中国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的抗战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很大胜利。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叛国投敌;国民党内的亲英美派抗战逐渐消极,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和无情的揭露。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月,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经过八年艰苦奋战,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1945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发动内战。为了争取国内的和平,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在谈判期间派军队向解放区发起进攻。解放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从1946年夏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性的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23日解放南京,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始于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前,是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
原始社会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元谋人是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北京人是原始人群时期的典型。山顶洞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情况。
传说中,黄帝是大约40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促使这个部落联盟逐步强大。他曾率领部落打败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后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现在把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就是这么来的。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舜、禹。那时候,部落联盟首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尧死后,舜继承了尧的位置,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做“禅让”。

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春秋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开始,到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结束,是中国的奴隶社会。
禹的儿子启建立的夏,是中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16世纪,夏王桀在位时,被商汤率兵灭亡。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朝,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较发达,青铜冶炼和铸造有很高水平。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商纣王统治时,周武王兴兵伐纣,商亡。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强盛时期。西周统治者实行了分封制和井田制。周厉王统治时,引起“国人暴动”,厉王逃跑,政权由周、召二公执掌。公元前771年,西周被犬戎灭亡。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是奴隶社会逐步瓦解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提高,私田增多,促使以奴隶制国有土地为基础的井田制逐步瓦解,奴隶制走向崩溃。春秋时期,在文化上出现了繁荣局面。

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初步发展——战国、秦、汉
从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开始,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初步发展时期。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推动了各诸侯国的变法运动。其中秦国商鞅变法比较彻底,使秦国逐渐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科学技术取得显著成就,思想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统一后,为了防御匈奴南侵,在连接原来秦、赵、燕三国北方长城的基础上,又向东、西两段延伸,筑成一道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城防。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秦统治者的暴政导致了农民战争的爆发和秦王朝的灭亡。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汉初统治者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汉武帝时国力达到空前强盛。平定“七国之乱”后,加强了中央集权;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全国加强了思想统治;通过对匈奴战争和张骞出使西域,使多民族的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的拓通,使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了新的发展。西汉末年,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战争爆发,西汉终于走向了灭亡。
东汉初期的光武帝调整了统治政策,使社会出现了“光武中兴”的局面。但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社会黑暗,终于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名存实亡。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生产发展,各民族间政治经济联系加强,科学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封建社会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
从公元220年曹丕建魏,到公元589年隋统一,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的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
经过黄巾起义的沉重打击,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在镇压起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基本上统一北方。赤壁一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孙权、刘备的地位得到巩固。220年,曹丕称帝建魏;221年,刘备称帝建蜀;222年,孙权称王建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三国时期,各国经济都得到了发展。
三国后期,魏国的力量日益强大。263年,魏灭了蜀。265年,司马炎夺取魏政权建立晋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西晋的统一是短期的,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各地流民不断起义、反抗,终于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西晋灭亡后,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政权,史称东晋。北方各族统治者先后建立了许多国家,史称十六国。383年,统一黄河流域的前秦和东晋间的淝水之战,东晋取得了胜利,不久,前秦瓦解,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南方,东晋之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在北方,经历了北魏、东魏和西魏、北齐和北周五个朝代,史称北朝。南北朝时期,江南得到了开发,北方出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南北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不少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就。

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
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
在民族大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隋朝实现了统一。全国统一后,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封建经济开始呈现了繁荣局面。官制的改革和科举制的创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大运河的开凿,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当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李渊起兵攻占长安,并在618年称帝,建立唐朝。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前期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封建经济得到新的发展。
唐朝是一个强盛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各民族间的联系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频繁。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导致了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迅速瓦解。
隋唐时期,中国南北统一,疆域广阔,经济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在此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五代、辽、宋、夏、金、元
从907年后梁建立,到1368年元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相对安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五代十国后期,后周逐渐强大,为后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
北宋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封建经济得到继续发展。北宋中期,出现了财政困难等危机,为了克服统治危机,王安石实行了变法。北宋末,政治腐朽,防备空虚,金兵南下,结束了北宋的统治。1127年,南宋的统治开始。南宋与金对峙,南北经济都有新的发展。
北宋时,同其并立的主要少数民族政权,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有取代辽的女真族建立的金,还有党项族建立的夏。各民族政权间不断进行战争,同时也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
蒙古族的首领铁木真(后被尊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政权。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统一了全国。元的统一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有效地管辖了全国。
宋元时期,各民族经济交往频繁,手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较前繁荣,中国同亚、欧、非各国联系加强,文化科学技术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水平。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明、清(鸦片战争以前)
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止,是中国封建社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封建制度的逐渐衰落时期。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明朝前期,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明政府营建并迁都北京。为巩固北部边防,明政府修筑了北边的长城。为了进一步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政府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后期,封建专制统治非常腐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明朝的统治被推翻。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女真族的政权后金。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于1636年称帝,并改金为清。清初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除设立内阁、六部外,还增设了军机处;为了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清政府一再兴起文字狱,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
明清前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设置台湾府,击败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的侵略,这些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清政府粉碎噶尔丹的分裂活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加强对西藏的管辖,使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
明清时期,出现了几部总结性的科技著作,出现了反专制主义的带有民主色彩的进步思想家。文学方面也出现了几部优秀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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